7月9日按日配资炒股，在第六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了主题为“加强刑罚执行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记者跟随采访团来到北京市检察院，探寻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全面履行刑事执行检察职责，推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和生动实践。
借助大数据监督模型筛查案件线索
对于确有履行能力却逃避财产刑执行的罪犯，还能不能提请减刑？检察机关给出的答案是：不能！“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发现了翟某某有关财产刑执行的异常线索。”北京市清河检察院检察长卞增智的一段介绍，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
罪犯翟某某2014年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7年，翟某某被裁定减为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
“2024年11月，刑罚执行机关对翟某某提出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建议。”卞增智介绍说，“然而我们依法对这起减刑案件进行审查时发现，翟某某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没有执行，而且他在狱内的月均消费明显偏高。”
这背后有何隐情？带着疑问，检察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行数据筛查，发现翟某某曾在会见时授意亲属转移其名下的保险返还款、向他人过户本人名下的车辆，有明显的逃避财产刑执行的行为。
“调查核实后，我们认为翟某某这样的行为是不具有悔改表现的行为，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表示不同意提请减刑的意见。”卞增智表示，清河检察院还将相关财产刑执行线索移送执行法院，并建议刑罚执行机关对翟某某进行法治教育。后来，翟某某表示认错悔过。
罪犯翟某某减刑监督案，是北京市检察机关推进数智检察的一个缩影。北京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曹晶告诉记者，2024年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持续推动数字赋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研发了14个模型在全市刑事执行检察条线全面应用，实现了主要业务领域和重点环节全覆盖。“数据模型发现线索成案占到了全部刑事执行监督案件总数的70%以上。”曹晶说。
不仅如此，今年，北京市检察机关还建立了涵盖监狱检察、看守所检察、监外执行检察、财产刑执行监督、刑罚变更执行监督五大领域32个监督点的刑事执行监督大模型。
“通过大数据、语音转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实现监督数据自动识别提取、智能筛查和自主分析，办案质效明显提升。”曹晶告诉记者。
明确罪犯狱内消费与履行能力认定之间的关系
同样是涉及财产刑执行问题，罪犯于某某的案例却呈现出另一种情形：于某某的财产性判项虽然没有完全履行完毕，但法院已出具暂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证明，且于某某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但刑罚执行机关却认为他在狱内的消费超出了规定标准，属于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不具有悔改表现，一直未对其提请减刑。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于某某在2020年前按照他所处的普管级、宽管级对应的限额进行狱内消费。但此后，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财产性判项没有履行完毕的罪犯，要以严管级最高采买金额作为消费限额标准。
“当时对于最新的消费限额标准是否应该回溯到整个考核期，意见不统一。如果认为应当回溯整个考核期，就导致于某某月均狱内消费金额超过了严管级最高采买金额，因此刑罚执行机关认定于某某‘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一直没有提请减刑。”北京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检察官解辉解释说。
于某某的情况，是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在开展减刑假释提请专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团河地区检察院将这一情况上报北京市检察院后，我们认为这起监督案件涉及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有关规定的统一适用，遂启动监督程序。”解辉告诉记者。
根据相关规定，没有特殊原因明显超出规定额度标准消费的，视为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于某某的情况显然不是。与此同时，检察官询问了于某某及其家属，并调取于某某妻子的工资发放记录，确认罪犯本人及其亲属确实没有履行能力。
各方在狱内消费与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关联的认定方面出现了分歧。对此，在北京市检察院组织召开的听证会上，听证员经讨论一致认为，以新实施的额度标准考察罪犯在标准实施前的消费，使罪犯为了拉低平均消费获得提请减刑的机会而无法正常采买，长期来看，不利于教育转化罪犯，建议检察机关监督提请减刑。
不久，北京市检察院向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于某某及其他存在类似情况的罪犯依法提请减刑。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
“这是我们在案件办理中坚持‘由案到治’的一个缩影，我们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减假暂’监督案件。”解辉告诉记者，北京市检察院针对认定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认识分歧，积极与北京市高级法院、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沟通，联合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工作的衔接配合。
跨区域协作让社区矫正对象社矫和生活两不误
北京市检察机关在推进京津冀社区矫正和检察监督跨区域协作方面有一个探索——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三地建立了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跨区域协作机制，合力提升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水平，助推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
这项协作机制的探索建立，与一起社区矫正对象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有关。
社区矫正对象姬某某居住在北京市延庆区，但在河北省怀来县经营饭店。他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宣告缓刑，在延庆区接受社区矫正，又因经营需要，每日往返于延庆和怀来两地。
“我们当时认为姬某某每天往返两地，如果同意他一次性六个月的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管难度非常大，容易出现脱管或者再犯罪的情况，因此要求姬某某履行一次七天请假外出手续。”北京市延庆区司法局矫正科科长王辉说。
但姬某某认为，一次仅七天的外出审批，手续较为烦琐且时间较短，会影响日常经营，于是向检察机关反映该情况。
“我们收到情况反映后第一时间联系河北省怀来县检察院以及两地司法局对姬某某展开实地走访调查，确认姬某某经常性跨市县经营饭店的必要性。”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人马文源告诉记者。
考虑到司法行政机关异地协助监管等现实问题，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与河北省怀来县检察院联合召开了听证会，两地司法局也派员参加。经过讨论，各方认为，对确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社区矫正对象，在有效落实监督管理措施的情况下，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批准一次性六个月外出申请。
“因为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三地交界，我们沟通后发现，各地工作中均存在这种情况，于是推动建立了协作机制，以异地委托监管、信息互通共享、两地同步检察监督等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有效监管。”马文源表示。
在延庆区检察院的积极协调下，延庆区司法局采纳检察建议，依法批准了姬某某一次性六个月的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这一决定既满足了姬某某的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又确保了其矫正期间的有效监管，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来源：检察日报按日配资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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